女娲神话的原型意义

女娲神话的原型意义

     汪聚应  霍志军

提  要：远古清渭流域，以秦安陇城为中心的女娲神话传说具有典型的原型意义。对其进行探讨，可以比较切近地还原神话所表达的原生态内容及其流布线索。原始先民对生殖崇拜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为女娲抟土造人神话。炼石补天神话中女娲烧制五彩石补天与大地湾先民烧制陶器的过程属于同一方式，在联结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的方式上，女娲充当了人和神的中介。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己力量的发现和肯定。依据清渭流域以陇城为中心的大量民俗事象，并将汉民族女娲神话传说与少数民族地区女娲神话传说的分布及文化特征对比，则进一步说明以陇城为中心的清渭流域是女娲神话的发源地。

关键词：陇城  女娲神话  原型

女娲神话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文学母题之一。千百年来，女娲神话积淀了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利用神话原型理论对女娲神话进行原型探究，挖掘出女娲神话潜在的文化意蕴和原型意义，其价值就显得不同寻常。而通过解读女娲神话，发现其原型的独特内涵，以凸显女娲神话的本真因素，亦具学术价值。

一、女娲抟土造人神话反映了先民的生殖崇拜。在上古，多子者往往成为力量的象征和生产力发达的标志，原始先民这种生殖崇拜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为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生殖能力的膜拜、敬畏和祈求。

和其他任何精神创造一样，远古神话的产生同样离不开现实的生活基础，原始神话的原型应当到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去寻找。诺思洛普弗莱认为：“神话即原型，神话是一种核心性的传播力量，它使仪式具有原型意义，使神喻成为原型叙述。”昕谓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是一种典型的、原初性的、反复出现的、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的意象、象征、主题或人物模式。女娲作为传说时代的圣母，关于其生地、陵墓的传说，存在地域相当辽阔。远古女娲神话，流传最广的莫过于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这两则传说。

女娲抟土造入神话最早记载于东汉末叶的《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口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口人也。

由于原始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人类生产力的限制，原始先民的寿命非常短促。因此，繁衍劳动力、传承后代便成为头等大事。抟土造人间接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生殖能力的想象和崇拜，生动地寓意了人诞生的过程同时也寄托了对生育能力的幻想与祈求。另外，从女性神灵的发展看，先秦典籍中的神女，如女娲、王母、精卫、嫦娥、织女等，大都有着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的历史文化背景，大都以叙事性的神话传说颂扬其化生万物的伟大功绩或战胜自然的非凡力量。所以，抟土造人神话中女娲既是生殖崇拜中的母神，也是祖先崇拜中的偶像，它能够提供一套具有原生和再生故事情节、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大地仙迹神话。而大地湾彩陶及其纹饰为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至少说明三层意义，都与女娲抟土造人神话有关。一是土是遍布大地的廉价之物，可塑性极强，可以做出各种形状，包括人形。二是土地有化育万物之功能；三是大地湾彩陶蛙纹的独特意义包含了生殖崇拜和标识部落地域的意义。

上古时代，原始部落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服饰、装饰或充满个性化的特征将自己的部落标识出来。而作为陶器时代重要表征的陶器，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宗教需要和审美需要之外，还具有标识自己部落族属的作用。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标识能够形成、保持和留存下来。鱼、鸟、蛙等分别代表了当时部落的崇拜物。如辛店文化的羊角纹饰与变形图案，被学术界公认为古老的羌族部落的标志。在大地湾彩陶中出现了比较典型的蛙纹或蛙纹变体图案，如旋涡纹、叶片纹、网格纹、锯齿纹等，证明女娲部落以蛙为图腾。女娲的“娲”，音、义皆同“蛙”、“娃”，女娲即女蛙。水中蛙类的繁殖能力是极强的，对蛙类的崇拜是对生育能力的崇拜。同时，蛙卵是以线条的形式附在水中，然后再成为蝌蚪，跳出水面，亦与引绳泥中的造人方式相吻合。同样，抟土可以烧制成各种各样的器具，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宗教需要和审美需要，亦为抟土造人神话提供了艺术想象的生活基础。

在原始部落，多子者往往成为力量的象征和生产力发达的证明。这种对生育能力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了先民关于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抟土造人”这一母题之所以能够延续长久，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思维定式，绝不是偶然现象，凡是有女娲神话之地，几乎都有抟土造人的传说。今天，在大地湾周围的民俗中仍然遗留着有关女娲抟土造人的各种传说和风习。当地青年男女在新婚要举行古老仪式，以求子嗣绵延。在怀孕期间如果梦见蛇类，意味着要生男孩，梦见蛙类就要生女孩。在天水、秦安、通渭等地，人们将暴雨的成因，归因于蟒蛇精和蛤蟆精这两种怪物，而蛤蟆精又为女性。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风俗和传说，还保留着对蛙类的敬畏心理。蛙类在当地普遍受到保护，走入家宅的蛙类或蛇类都要虔诚地送走而不加伤害。今天在秦安陇城镇留存下来的远古地名还有女娲洞、风沟、风台梁、风茔等。传说陇城女娲祠曾为唐代皇帝祭祀祈求子嗣的高媒之地。诸多的风俗、传说延续抟土造人的神话母题。大地湾史前文明的辉煌呈现，又为其增加了可靠的依据。闻名于世的大地湾人头器口彩陶瓶，其和蔼慈祥的面容，圆圆的腹部，分明是一位怀孕的母亲形象，它周身布满的美丽纹饰，正是蛙纹的一种。这件陶器其实正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产物，其形象或许就是最早的还没有被传说变形过的女娲本人。所以，女娲抟土造人神话这一原型特质，是中华先民心理原型和精神原型共融共生的呈现。通过这一载体，可以溯源女娲神话的历史原型。

二、女娲炼石补天神话中女娲通过烧制五彩石补天与大地湾先民烧制陶器的过程属于同一方式，在原始先民联结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的方式上，女娲充当了人神之间的中介。

《淮南子 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宋代以前的人曾把女娲用来补天的五色石认为是‘赧”，如即“炼石成赧”之说。赧就是霞，所以，补天神话中的五色石应该是天上的彩虹，也是古人对彩虹起源的解释。从神话思想看，是综合了上古时的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灵石信仰。但炼石和补天的产生基础，似与大地湾彩陶烧制存在一定联系。

大地湾出土的大量陶器表明，女娲时代是陶器时代，女娲部落制作的陶器代表了当时陶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泥土通过加工烧制可以变化颜色并成为质地坚硬的器具，同时，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古人对陶器非常珍惜，因而也常用加温烧炼的方法来修补破损的陶器。另外，原始先民的制陶工艺，不但是生产、生活必需，而且也孕育了女娲部落的诗性智慧。人类烧制陶器的过程与神话中女娲将五彩石通过火的烧制而变为另一种物质属于同一方式；先民通过加温烧炼的方法来修补破损的陶器与女娲用五彩石补天是一致的。所以，补天神话产生于陶器烧制技术出现之后应是顺理成章的，均可认为是先民在陶器生产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灵感，并把它依附于对自己祖先伟大力量的崇拜。

在炼石补天神话中，熊熊的烈焰、五彩奇石、黑龙、鳌、芦灰等构成了热烈的宗教巫术氛围。而在长期的坐产生活中，人们对水、火等具有对立性质的事物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通过对他们的思考而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和神话世界糅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抽取这样的信息：天——地、水——火、泥土烧制成的陶器——五彩石镶补的天空等相反或相对应的事物。当然，这些朴素的思想和神话相结合，即各种具体的事物和神话主人公一起都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联结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的方式上，女娲则充当了人和神之间的中介。原始人们赋予女娲这样一个英雄以神的形象，恰恰说明了女娲炼石补天神话的原型意义。因而，炼石补天神话从根源上讲是生产劳动与原始宗教、灵石信仰和祖先崇拜的产物。

三、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传说，作为一神话原型，反映了刚刚走出蒙昧的先民对自己力量的发现和肯定，显示出原型异常鲜活的生命力。

从地理位置上看，伏羲与女娲在远古属于清、渭流域的两大部落。《楚辞天问》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代学者王逸对这段的注文是：”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又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这就是华夏先民所描绘的伏羲和女娲作为夫妇的两位一体形象。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神话，“是一种经验质料，它植根于人类世代积累下来的种族心理经验。”作为一神话原型，其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传说，对我国后世的各种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画像石中，人面蛇身和人面蛇身交尾是女娲常见的图形。最早的汉画像石如南阳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北主室北壁刻有伏羲女娲图像。同一地区发掘的新莽时期的南阳唐河电厂画像石墓，南壁西侧柱刻有伏羲女娲图像，与上一墓不同的是，这对人面蛇身神呈交尾状，表明早在西汉时，伏羲、女娲兄妹成婚造人的传说已经深入人心。东汉女娲画像分布的范围遍布大江南北。如江苏徐州铜山县出土大量汉画像石，伏羲、女娲交尾的图形清晰可辨。山东长清孝堂山画像石祠，西壁山墙的上部刻有女娲与西王母等仙人结合的图像。而且图像的表现也程式化了，即以人面蛇身的身形，或独自而立，或与伏羲相对或与伏羲交尾。杨利慧《女娲溯源》详列伏羲女娲人面蛇身交尾汉画像石、石刻、壁画78件。这些形制相近、又各具特色的交尾图画，遍及汉以下中国历史、分布全国各地，充分说明女娲神话原型强大的生命力。

除汉画像石、石刻、壁画、装饰外，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传说，还见于各种文学作品中。唐代李冗 《独异志》卷下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日：“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

这就是对兄妹议为夫妇的较详尽的记述。无独有偶，清代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也说：“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

敦煌写卷伯4016号卷子《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残卷中有三次提到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之事，其中一处日：伏羲、女娲，人民尽死，兄妹二人------见天下荒乱，唯金岗天神，教言可行阴阳，遂相羞耻。即入昆仑山藏身。伏羲在左巡行，女娲在右巡行。挈许相逢，则为夫妇。天遣和合、亦尔相知。伏羲用树叶覆面，女娲用芦花遮面，遂为夫妇。

另外，在唐代，人们娶妇以扇遮面之俗，以至后来新娘子遮红盖头，亦与伏羲女娲"以叶遮其面"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原型，虽然历代表述各异，但一般都有三项主干情节雏形，即：(1)天下混沌，人民尽死。(2)伏羲、女娲结为夫妇，化育人民。(3)结革为扇，以覆其面。上述这些产生于神话中的想象与心理是那样普遍，以致早已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流露出来。作为一种审美理想，牢牢植根于中华大地之土壤，植根于后世人民心中。由此可见，伏羲和女娲是“同母”所生兄妹以及他们自相婚配、繁衍后代的传说乃是流传广泛的。从而说明，在伏羲和女娲时代，确曾存在和经历过母系氏族内兄妹互相婚配的社会发展阶段。神秘色彩同时反映了刚刚走出蒙昧的人们对自己力量的发现和肯定，张扬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神话中透露出女娲这一初母，在开创文明、造福人类的过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勋，因此被后人所记忆、传说并神化、崇拜。

四、大地湾考古发掘反映出的史前文明，表明清渭流域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文明发达的地区，考古发掘均与伏羲、女娲有密切关系。通过收集秦安陇城大量民俗事象，梳理女娲神话传说的原型，对照女娲文化流传之内容，可知清渭流域是女娲神话之源头。

陇城镇，与大地湾毗连，位于秦安县东北，地处秦岭之北、渭河支流的清水河流域，属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古代清渭流域，并不像今天那样干旱冷寒，是颇为湿润温暖的。大地湾考古中出土兽骨17000余件，经专家鉴定，仅哺乳动物就有7目15科28个属种，其中如苏门犀、苏门羚均为目前生活在南方的动物，另外有猕猴、棕熊、虎、豹、象等。这说明史前时期当地气候类似秦岭以南地区，生态环境优越而多样，适宜原始农业的发展，也为狩猎、采集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

大地湾考古发掘包括五个时期，第一期为前仰韶文化时期，距今8200年-7400年，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这批最早开发陇原的先民创造发明了我国最早的彩陶，同时种植生产了我国第一批粮食品种——黍。

第二期即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500年-6000年，这里揭露出可称为“陇原第一村”的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出土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彩陶，其中不乏艺术珍品，如成系列的情趣盎然的鱼纹盆，将造型、雕塑、彩绘艺术和谐地糅合在一起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

第三期为距今5900年-55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彩陶艺术达到鼎盛阶段，生动活泼的线条、变化无穷的图案、造型与彩绘的完美结合无不体现出原始艺术大师们的精湛技艺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第四期为距今5500年-5000年仰韶文化晚期，此时的聚落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迅速扩展到整个遗址，山坡中轴线分布着数座大型原始会堂式建筑，周围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其中以F901为代表的大型建筑占地450平方米，居住面为料疆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的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既有主室和侧室，又有后室和门前附属建筑，其保存之完整、规模之宏大、结构之复杂、工艺之精湛均为中国史前建筑所仅见。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已成为当时清水河沿岸各部落的中心。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同一时期绝无仅有的聚落。本期还发现了白灰地面上绘制的神秘古朴的我国最早的地画。

距今5000年前的大地湾五期是中国"古城"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期聚落既不是一般村落又非城市，处在其间的过渡状态。作为聚落中心的F901遗址最为宏观，为一座举行大型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公共活动的会堂式建筑，"堪称仰韶后期的原始殿堂！"其动力是政治性的和精神性的，是其周围几个氏族或部落的中心聚落。

大地湾聚落在第一期文化时是散点式的，演进到第二期文化则为环壕式的，继而发展为第四期文化的中心聚落，恰恰提供了一般聚落分化、文明要素的不断成长过程，这正是大地湾聚落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所在。

凡此种种反映出的史前文明，表明清滑流域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文明发达的地区。中华先民在这片土地上以高度的智慧为中国远古文化开创了一个重要源头。虽然目前考古发掘有八千多年，但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一个文明发达的地区，必然有一个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大地湾文明是有继承的，它可以向上追溯到更远的氏族时期，均与伏羲、女娲有密切之关系。

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在论及神话传说时，曾精辟地提及：传说有其中心点。…一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距离传说的中心地点愈远，人们也就对它愈加冷淡[6]。

学界对神话起源的探寻方法上的规律总结，为我们探寻女娲神话之起源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在中华大地上，女娲神话之分布可能是最广的，从东北平原到云贵高原，从西北边塞到东南沿海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有流传。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甘肃、陕西、福建等省还相当丰富。但仔细考察，我们仍会发现，在黄河流域，女娲神话的出现尤为密集、频繁，自古而今是女娲信仰的中心地带。

考古资料表明，清水河、渭河一带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八千年前，陇右先民便开始制作彩陶，陇城、大地湾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区域之一。大地湾彩陶的许多鱼纹、蛙纹图案就是后来汉画像石伏羲、女娲形象之滥觞。著名学者萧兵在谈到清渭流域彩陶的“人首蛇身像”时，认为，这些资料，文物“至少可以证明殷商以前的北方原始文化里已经右人首蛇身乃至它们相交的形象，伏羲、女娲神话及交尾图可能就潜藏于此”[7]。

传说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口头传说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存在于民间的、鲜活的历史文献，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和权力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由于传说往往经历了许多时代，因此不断叠加了不同时代的讲述者记忆的历史，它也就成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文本。陇城一带自古就有女娲的传说与崇拜，如关于女娲“生于风谷，长于风台，葬于风茔”之说，几乎老少皆知。此地有“娲皇村”、“龙泉村”、“风尾村”等自古沿用的名称，龙泉村有“龙泉井”一眼，井水香甜怡人，相传是女娲汲水、抟土造人的神泉。另外还有“娲皇故里”坊等。而有关女娲的传说和习俗，则不胜枚举。亦有建自汉代，经历了五兴五毁之后重建的女娲祠，轩楹宏敞，飞檐兽脊，流丹飞碧，雕梁画栋、香火不断，每年的正月十五，在陇城还有盛大的女娲庙会。

女娲庙会

生于风谷

长于风台

葬于风茔

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女娲崇拜相对照，陇城女娲崇拜不仅有着长久稳固的持续影响力，而且具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渊源特质。

  传说中的女娲足迹

首先，有源远流长的系统的可靠文献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中，就有“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8]的记载。“瓦亭水”本发源于大陇山，而当其流入古成纪县则名“葫芦河”（渭河支流）。这里所说的“北山”，清严长宦总修的《秦安县志》中认为即今秦安陇城的北山。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秦墓中，出土有7幅木板地图。其中绘制葫芦河的2号图标有一亭形物，据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一文认为是女娲祠：“水经注所载女娲祠，其位置正与2号图亭形物位置一致，由此亭形物无疑应为女娲祠”[9] 。可见，陇城女娲祠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业已存在，当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女娲祠。由此可知陇城民间女娲崇拜的源远流长。

其次，包括陇城在内的天水地区悠久的伏羲信仰与民间女娲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语  晋语 》载“黄帝之母有峤氏。”有峤氏在《史记  三皇本纪》中被写作“有娲氏”。《山海经  大荒西经》 ：“有神十人，名日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大荒西经》记载的地理范围为陕、甘、宁、青地区，可知早在先秦时期，女娲传说就已流传于西北地区。《汉书  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载“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10]。二者本为兄妹。卢仝《与子异结交诗》谓“女娲本是伏羲妇”。《后汉书  隗嚣传》刘绍注云：“成纪县在陇城县西北”[11]。汉陇城县即今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水经渭水注》云："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域东，帝太皋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属天水郡。……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牺之后有帝女娲焉”[12]。所谓伏羲、女娲生于成纪，其实是表明古成纪包括的广大地区都是伏羲女娲最初兴起的地域，而古成纪的中心地带当在今秦安陇城一带。

最后，由考古学发现来看，以陇城为中心的清渭流域众多古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为该地区民间女娲崇拜提供了历史的可证性。女娲，是中国民族信仰中最为古老的神灵之一，因此女娲信仰的起源地，必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对包括女娲在内的女性始祖的信仰，“其流行时期大约相当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这又与渭水流域多处地下考古资料相吻合。

总之，以上诸多特点，充分表明陇城民间女娲崇拜的源远流长。民间女娲崇拜作为该地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后面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陇城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对民间女娲崇拜形成有重要影响。无疑在女娲神话之流传中处于“中心地位”。

女娲祭祀

五、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辐射看女娲文化之传播途径，重绘女娲神话传播地图，古城纪（陇城为核心）是女娲文化的发源地。

陇城古城墙遗址

就目前所知资料，清、渭一带至少在3.8万年前就有人类进行生产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温暖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天水远古文化达到了空前兴盛。其中以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为代表。近年来，此类遗存在渭河、西汉水流域已发现多处。可以说，清滑流域发达的远古文明，特别是大地湾文明，为该地女娲神话提供了坚实之支持。知名学者杨利慧认为：“由目前种种情况来看，上古神话信仰中人类的始祖母女娲，其原初形象，大约来自鲵鱼。对于她的信仰，起初大约主要流行在今黄河上游甘肃东部的渭水流域一带。……再往后，她的名字进一步变成了‘女娲’，……她的神话与习俗，也在这一过程之中，随着时代与人口的变动、迁徙，而逐渐向四周传播开去，尤其是向东方，传播到了北方的大多数地区”[13]。

秦汉时期，女娲抟土造人、人首蛇身、炼石补天等神话传说已比较成熟、稳定。这时在陇城一带已经有了供奉女娲之寺庙——女娲庙。在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北部。河北东南部一带均有女娲之传说流布。

东汉至魏晋时期，女娲信仰在全国广大地域盛行不衰。今新疆、黄河流域、东北、西南、长江中下游一带均有女娲习俗信仰、神话传说流行，而且，它还渗透到民众生活中，女娲“人首蛇形’图成为民间最为常见的装饰艺术形式。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隐约发现女娲部落发展迁徙之过程。女娲最迟应出现于母系氏族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是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遗存。以陇城为核心的渭河上游大部分地区是女娲文化的发源地。随着女娲部落或其后代的发展壮大和对其他部落的影响，女娲故事开始广泛流传。女娲神话流传的范围除了中原汉族区域之外，还辐射到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和达到的文明程度。

六、从民族学角度看，将汉民族女娲神话传说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女娲神话传说的分布及文化特征进行对比，发掘女娲神话在传说传播发展中的变异，进一步证明清渭流域女娲神话的原型特征。

除汉民族之外，女娲信仰在苗、藏、瑶、侗、傣、布依、水族、高山族、纳西族、土家族、蒙古族，古代越、氐、羌、匈奴、鲜卑等众多少数民族中也颇为流行，有诸多关于女娲信仰的传说和习俗。如清初陆次云《峒溪纤记》云：“苗人腊祭日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在我国苗族、土家族、水族中间，都传承着不少以女娲为主人公的兄妹成婚、繁衍种族之传说。土家族的口传故事中有《摆手歌》，叙述伏羲、女娲开天辟地、再造人类的故事。青海一带的藏民中，有《女娲娘娘补天》之传说，内容大致是女娲命她的儿子后土去河湟一带繁衍入类之故事。川滇之交的纳西族人的葬礼中，巫师还手持有上为双人头、下为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巫师唱词有“重留伏羲两兄妹，合成夫妻万千年”之说。湖南瑶族亦崇拜伏羲、女娲。

另外，伏羲和女娲所具有的人首蛇身的‘蛇”形象，正好又与古代越崇拜的蛇图腾中‘蛇”韵形象一致。由此可见，这些生活在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也存在着对女娲的崇敬和尊奉。不仅如此，活跃在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等，在追溯先世时，往往也将自己的先祖溯源到华夏始祖黄帝。综合考察这些少数民族中相传的女娲神话，尽管其形态各异、有本民族特点，但大都具备以下共同点：(1)补天母题（补天穿）；(2)生育母题（巫文化）；(3)墓碑画像、装饰图案、民间剪纸中的“人首蛇身”图；(4)有关女娲传说之遗迹。

由上观之，各少数民族女娲神话中的核心传说，如“补天”、“兄妹成婚”、“人首蛇身”等和汉民族的女娲神话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流传过程中，女娲神话多和各少数民族自身的风俗、习惯等结合起来，渗透在其心灵之中，作为根深蒂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日常生活的装饰图案、民间剪纸、墓碑画像中表现出来。结合女娲神话的传播地域，我们认为女娲神话起初主要流行在令黄河上游甘肃东部的渭水流域一带，随着时代与人口的变动、迁徙，而逐渐向四周传播开去，传播到了今东南、北方的大多数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先民的始祖夫妇伏羲和女娲，应当是包括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在内的华夏民族所供奉的中华始祖夫妇。

远古女娲神话传说，其来源总是以现实生活、生产劳动中的人和事作为原型的。岁月的流逝使其携带的古老信息变得扑朔迷离，而后世人们根据自己时代发展所作的加工改造又使其越发离奇复杂[14]。但如果我们着眼于女娲神话传说的原型意义探讨，就能比较切近地还原神话所表达的原生态内容及其流布线索，说明以陇城为核心的清、渭流域是女娲神话的发源地和文明源。可以说灿烂绚丽的清、渭流域远古文明不仅孕育了丰富生动的远古女娲神话，而且和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女娲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积累，无论其表现形态还是精神内涵，都具有极大的研究开发价值。着眼发展，面向未来，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提取符合时代精神的积极因素，努力促成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使女娲文化成为我们创造新的时代文化的宝贵素材，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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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宋兆麟中国史前的女神信仰[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1)．

    [13]杨利慧女娲溯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4]马秀荷彩陶生产和远古女娲神话的起源[J]甘肃社会科学，2006．(5)．

    作者简介：汪聚应(1966-)，甘肃秦安人，文学博士，天水师院文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霍志军（1969 -），甘肃天水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天水师院文史学院讲师。